近日，“2012 (第四屆) 大連·中國經濟論壇”開幕，來自全國各地的意見領袖及領軍人物將在為期兩天的議程中，共同把脈世界及中國經濟走勢。專家指出，中國宏觀調控不缺手段，存準仍有下降空間，放松管制可釋放市場活力，微觀的地方債與公司負債值得警惕。業內預測房地產業將進行大洗牌，建議用稅收調節手段逐步取代限購。

宏觀經濟：地方債與公司負債值得警惕

周其仁、龔方雄等著名經濟學家分別發表主旨演講。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周其仁綜合分析了中國發展經濟的現狀，指出我國過去形成的投資拉動經濟的增長方式必須改變。

周其仁指出，我國投放貨幣量偏高、偏多，可能影響國內的資產價格、影響消費者物價。2002年到2010年的8年時間里，中國的M2從不到19萬億增長到72.3萬億元，增長了53.8萬億，同時以不變價計算的GDP從12萬億增加到40萬億，廣義貨幣量大大高于實體經濟的增長，高于商品和服務的增長。

從2003年以來，過熱的現象從一個領域蔓延到另一個領域，宏觀調控的任務非常重，不斷出臺調控市場的措施。這個背后是貨幣超發帶來的必然現象。

周其仁指出，中國宏觀調控不缺手段，存準仍有下降空間，放松管制可釋放市場活力。但微觀的地方債與公司負債值得警惕。

他表示，不認為中國的宏觀面會出現什么問題，中國的問題是在微觀上，因為無論地區、行業、家庭還是公司，在過去的高增長當中都有偏高的負債。比如電力行業、鐵路部門的負債率都非常高，地方平臺負債量也非常大。“現在的問題是經濟走勢開始發生變化，債務有可能在今年、明年對我們的一些行業、一些地區、一些公司產生一些嚴重的挑戰。”

周其仁指出，當世界市場低迷，需求收縮、收緊，復蘇步伐緩慢的時候，對中國經濟的進一步增長帶來了問題，當然也帶來了機會，就是中國的城鎮化相對發展不足。

據介紹，中國2010年的城市化率是51.27%，就是100人當中51人進入了城鎮。他建議，我國要加快城市化、調整收入結構，要擴大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當中的份額。同時，現在商業服務業稅收偏重，要進行調整降低稅收。“城市化將改善人口結構，讓原來處在低收入當中的廣大人口轉成高收入人口，其間增加供給和需求，拉動消費，創造下一個經濟時代發展速度。”

受歐債危機影響，最近全球資本市場劇烈動蕩，大幅下挫。歐元區面臨一個非常大的選擇性挑戰，如果希臘的選民選擇退出歐元區，不但對希臘，對歐洲，對全球經濟都是巨大的災難。

摩根大通亞太區董事總經理、中國投資銀行副主席龔方雄表示，房地產業的飛速發展促進了城市化進程，城市化進程又讓非常稀缺的資源得到了有效的貨幣化，這就是中國的土地資源、土地價格的上升，為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帶來了由內部啟動的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

在世界經濟的新變局下，中國穩增長面臨新的挑戰。龔方雄表示，“20%、30%出口拉動中國經濟發展的這條路是走不下去了，轉型迫在眉睫。”目前商品資源價格下跌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機遇，城市化的進程還沒有走完，還在初級階段，城市化的進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城市化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原動力，城市化主要還是要發展服務業和消費來拉動內需。

房地產業

建議以稅收取代限購

來自全國各地的地產大佬和業內人士還對房地產業的走向進行了探討。

今年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房地產調控會持續并加深。北大縱橫集團的創始人王璞董事長預測，房地產企業將大浪淘沙，經過洗牌形成大型房企，淘汰小型企業。“不管這次調控是繼續緊下去還是松松手，房地產企業的洗牌都是毋庸置疑的。”商業地產萬達做得很好。在很多年前萬達是不如萬科的，現在來看就很難說了。萬科現在內部爭論很多，比如是否像萬達一樣自持一部分物業去轉型。

中國商業地產聯盟副會長兼秘書長王永平認為，目前市場的預期不明朗，房地產調控政策存在方向不清、目標不明、動機不一、效果不佳的問題，市場長期處于焦灼狀態。眾多問題需要解決，比如“將來保障房覆蓋到一定程度之后，我們還要不要市場化的商品房？我們會不會取消限購和限價政策？我們將來的保障房要扮演多重要的一個角色？要覆蓋多大的比例？”他建議，房地產調控短期政策與中長期政策相結合，調控中把住宅地產和商業地產結合，有序地將資金從住宅地產里面導向商業地產。2010年8月出臺了辦法，理論上每年有四五千億保險資金投入進來，實際也沒有進來。市場的調節與法制的調節相結合，將來通過稅收手段讓限購限價逐步退出去。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虹表示，按照國家規劃到“十二五”末，城鎮家庭住在保障性住房的家庭占到20%左右。本輪調控開始于2010年的4月15日的國十條，2011年出了國八條，到目前為止，這輪調控已經持續了兩年多的時間。從2005年以來，除了2008年，到2010年，房價快速上漲的勢頭終于得到了遏制，部分城市的部分項目出現了向下的調整，被炒房推高的房價也出現了一定的回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