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海外投資迎來重要戰略機遇期

　　盡管中國對外投資額去年升至發展中國家首位、全球第五位，但相關政策立法工作仍然嚴重滯后——迄今為止還沒有一部針對中國對外投資的法律法規。發改委外資司司長孔令龍18日在第六屆中國企業跨國投資研討會上如上表述。他還透露，發改委正牽頭制定“境外投資管理條例”，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立法缺失的狀況將隨著我國首部境外投資法規的出臺而有效改善。

　　商務部對外投資和經濟合作司副司長王勝文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商務部正在配合進行該“條例”的制定，目前還需與多部門協調溝通。中國貿促會會長萬季飛在研討會上表示，中國企業“走出去”正迎來重要的戰略機遇期，多部門將繼續出臺政策措施，改善企業對外投資環境。

　　保障 “境外投資管理條例”有望出臺

　　在全球經濟期待復蘇之時，中國企業海外活動愈加活躍。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會長萬季飛18日在研討會上表示，截至2011年年底，中國投資者共在全球178個國家和地區設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1.8萬家，累計實現非金融類對外投資3220億美元，比五年前翻了兩倍，居全球第17位。專家表示，在此背景下，建立國家層面的法律，規范和鼓勵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已成為業界共同的期盼。

　　據悉，雖然相關部門先后出臺過一系列規定，如商務部頒布實施的《境外投資管理辦法》、國家外匯管理局發布的《境內機構境外直接投資的外匯管理規定》等，在為企業營造良好對外投資環境和便利化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但是與我國企業“走出去”發展趨勢和緊迫要求還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是效力層級不高，且現有部門規章在監管上較重，在保護和促進方面不夠。

　　業內人士此前分析，一個很有可能的路徑是，先制訂國家層面的促進中國企業境外投資的條例，然后再過渡到立法層面，對現有部門規章進行清理整合，對境外投資的定義、審批程序、人員出入境、資金融通、勞動力來源、利潤分配及利潤再投資、稅收政策等作明確規定，經過幾年的實踐后，再啟動海外投資促進法的立法程序。

　　發改委外資司司長孔令龍18日在研討會上的發言無疑標志著這一立法進程的實質性進展。他說，發改委要根據境外投資形勢發展的需要，積極地研究促進制定“境外投資管理條例”，修訂《境外投資項目暫行管理辦法》，為規范和促進境外投資提供法律法規的保障；同時，還要不斷改革完善境外投資管理制度，下一步還要繼續探索簡化中國企業境外投資核準手續的解決辦法。

　　商務部對外投資和經濟合作司副司長王勝文在發言中對“境外投資管理條例”的制定進一步做了印證。他說，下一階段，商務部將會同有關管理部門深入推進“走出去”管理體制改革和法制建設，研究制定“境外投資管理條例”，出臺“對外勞務承包合同管理制度”，并推動在金融、外匯、保險、財稅、人員出入境等方面的政策便利化，商務部還將在對外合作“十二五”規劃綱要中細化“走出去”的重點國別和產業發展規劃，指導企業有重點有步驟的開展對外投資合作。

　　現實 “走出去”內生動力增強

　　《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到，在國家即將對境外投資立法的背景下，一直以來各部委紛紛出臺各種積極政策推動企業對外投資，中國企業“走出去”內生動力正不斷增強。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表示，當前從國內因素來看，受原材料、勞動力價格等生產要素成本上升的影響，企業的利潤空間受到擠壓，“走出去”內生動力逐步增強。而從國際因素來看，當前世界經濟整體上仍面臨諸多挑戰，主要發達國家對外投資意愿不強，相比之下，他們對吸引中國企業投資有較強的愿望。“綜合國際和國內兩方面因素來分析，今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有可能繼續保持快速增長的態勢。”他說。

　　商務部最新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09個國家和地區的1096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累計實現非金融類直接投資165.5億美元，同比增長94.5%。其中通過方式實現的直接投資62億美元，占我國同期投資總額的37.5%。截至3月底，我國累計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3385億美元。沈丹陽分析說，一季度全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將近翻了一番，直接的原因是一些大項目合作成果在一季度集中體現，比如金川集團收購南非的美物瑞斯礦業全部股權，三一重工(微博)(14.50,-0.07,-0.48%)收購德國機械巨頭普次邁斯特公司，都取得了成功，金額都比較大。

　　事實上，近年來中國企業海外投資一直保持著迅猛的增速，在這輪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熱潮中，擴大發展空間已經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主要動因。中國貿促會18日發布的《中國企業海外投資與經營情況調查報告》顯示，在市場環境類因素中，對企業在國內發展限制作用居于前三位的分別是：國內成本上漲幅度大、國內市場競爭的程度高和國內人才獲取難度大。實際調查數據表明，在我國“走出去”的企業中尋求市場機會動機的重要性高于獲取海外資源動機，同時也證明了企業海外投資主要目的是開拓市場，而非爭奪資源。

　　清科研究中心分析師陳叢威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從市場來看，一季度中國企業海外同比增速高達77.9%，熱力持續升高。這主要是因為經濟低迷導致歐美發達國家很多優質項目存在價值低估，但是歐美市場本身復蘇乏力，存在缺乏流動性和融資成本高等問題，這為中國企業出海“抄底”提供了絕佳的契機。另一方面，在相對穩定的經濟環境下，經過多年發展，相當一部分國內企業已經具有雄厚的資金實力，同時意識到自身技術和管理等方面的不足，具有迫切的技術升級和市場擴張等需要。

　　中國產業海外發展和規劃協會副秘書長和振偉表示，中國企業最初“走出去”是要立足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希望獲取資源和技術等，現在企業“走出去”目的有所改變，有很多企業是為了拓展發展空間，在國際市場上做強做大，最終成為國際化的一流企業。

　　防范 “走出去”四類風險加劇

　　盡管法律環境即將進一步改善，但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過程中仍然需要冷靜的頭腦。《經濟參考報》記者發現，2012年1至2月，商務部駐亞洲、歐洲、西亞、非洲的機構就發布了相關預警提示信息近20條。“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我國企業走出去面臨的各類境外風險呈現上升趨勢，對我國對外投資合作將造成直接或者間接的影響。”商務部對外投資和經濟合作司副司長王勝文在研討會上說。

　　他總結了四種中國企業境外投資過程中應當注重規避的風險類型。

　　其一是安全風險。據介紹，我國對外投資合作業務相對集中在高危市場，對外投資存量前20位的國家和地區中對高危或高風險國家的投資額占到五分之一，對外承包工程累計合同額超過十億美元的89個國家和地區中，屬于全球建筑業市場風險最高的20個國家就有18個，同時，屬于我國外交部公布的26個高風險國家的也多達18個。在對外勞務合作方面，超過5000人的24個國家和地區中有五分之一的勞務人員生活和工作在高危或高風險國家。據初步統計，近兩年共發生涉及境外中資企業和人員的安全突發事件198起，共造成139人死亡，135人受傷。

　　其二是政治風險。據悉，部分國家以國家安全為由，通過政治手段阻撓我企業正當的投資經營活動。一些國際輿論和媒體失實報道，經常使經貿問題政治化。一些當地的勢力以保護就業和民族產業為名，也對我企業投資合作加以非難和歧視。

　　其三是投資風險。在歐債危機持續發酵、債務危機不斷蔓延的形勢下，王勝文認為，歐美經濟增長短期內難以快速恢復，有效需求不足，導致企業開拓市場難度加大，利潤增長空間受限，包括大宗商品在內的全球資產價格上漲，可能抑制全球生產和貿易擴張，提高我企業海外投資的成本。一些發達國家和資源富集國強化對外國企業本國資源關鍵技術的審查，部分發展中國家政策穩定性也有待提高。

　　最后是中外融合風險。王文勝告誡說，由于語言、風俗習慣、價值觀、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明顯差異，中國企業在與當地社會在文化融合方面將面臨不同程度的碰撞，同時，中國企業大規模走出去，打破了當地利益集團的原有格局，擠占了他們的市場，由此也可能引發一系列的利益沖突。

　　對此，萬季飛建議，中國企業境外投資過程中要充分與國外合作伙伴建立長期互惠互利的關系，著力于提高自身海外公司的治理能力，加強風險意識，對清潔能源等新興產業提前布局。